这时候虽然离婚了，一方面精神上感到解放了，但一方面又已经疲惫不堪。
1989年，我主动要求调到郊区一个医院工作。
换了新单位后，本想安静下来，过平淡的生活。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一下子有人传来他升官的消息，一下子又有人来做媒，一下子又有领导找我谈话，说要注意生活问题，再加上母亲老是要我再嫁人，真的是没办法呆下去了。当年年底，我就去了广州。那时还不能办停薪留职，只好先斩后奏，到了广州才向单位请假。
那时候的人，对工作基本上是“从一而终”的，除了组织调动，一般你在哪个系统，就一直呆到老，呆到死。单位是人们思想上的永远归宿，敢抛掉铁饭碗的人很少，而且常常不被人理解。
我刚开始在广州并不顺利。本来我想找本职工作，但找了几个月，都没有碰到医院招医生。后来到了远郊一家外资食品厂的医务室做厂医。医务室原来有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，医
生辞职后，厂里才招我过来的，所以，我一进厂，就成了医务室主任。
虽然是主任，却没有任何地位。外资厂的级别不同，在经济地位上相差是很大的，比如，外籍总经理的月薪是4万，而副总是大陆人，月薪才6000多。医务室主任的级别还不算部门经理级，只相当于组长级，我的月薪才1200元。但当时这个工资跟内地比，算很高了。
其实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那件事，我觉得在远郊"隐居"下来，也不是坏事，所以我工作得很认真。
有一次，卫生部门突击检查卫生，本来厂区的环境卫生是不属于我管的，厂里有后勤部，也有行政部，但因为平时没出什么事，一直没有把责任细化。那天，领导让我带卫生部门的人员检查厂区卫生，主要是检查屠宰线、分割车间和冷库的卫生情况，但那天卫生人员却鬼使神差地去看厂里的排水阳沟。他们发现排水沟里有人倒了饭菜，还有很多大如猫的硕鼠，便找厂领导谈话。厂领导那天不知是吃错药还是被打错针，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众把我臭骂一顿。当时，我真希望地下有个裂缝，我马上钻进去，化成一缕青云。
在长沙那家医院工作时，不管人们背后怎么样搞小动作，在表面上都是平等的，哪怕跟院长之间，也没感觉他是特等公民，工资也相差不多。但在这里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，简直不被当人看。
在广州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“人世沧桑”，什么叫“世态炎凉”，什么叫“人情冷暖”，什么叫“身不由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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