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免疫抑制剂与弓形虫感染
实验动物使用环孢素A（CsA）可能导致弓形虫再感染，最早24h即可引起发病，2d后脑组织出现红色斑点，第4d后出现软化、液化，并有焦片状坏死，逐渐扩散至整个神经系统［10］。Selby等［11］回顾性调查2308例肝移植、1 650肾移植及598例心脏或心、肺联合移植受者脑脓肿的发病情况，这些患者均服用CsA，早期脑脓肿多为真菌感染，而远期多为弓形虫和诺卡氏菌感染，减少CsA用量可降低死亡率。Sumyuen等［12］在观察强毒株弓形虫包囊感染Webster鼠时发现，应用免疫抑制剂的Webster鼠有持续的寄生虫体存在，而先感染弓形虫，再应用免疫抑制剂可致弓形虫的复活。在他们的实验条件下，给予免疫抑制剂能改变或延长弓形虫在肺部的存活及感染过程，但没有明显影响脑部虫体数量，使感染扩散或致虫体经血路播散。
另有报道，CsA在体外有较强的抗弓形虫作用，培养液中CsA浓度达2μg/ml时可抑制弓形虫在巨噬细胞内复制，这种生物学特性与如下机理有关：CsA与环孢素结合蛋白（CyP）结合形成的复合物，影响钙-钙调素依赖钙蛋白磷酸酶活性，并抑制信号传导，抑制CyP的PPI酶的活性，改变其保护功能；抑制糖蛋白P的作用［13］。
四、诊断
器官移植术后的弓形虫感染逐渐被重视，多系统发病和症状的非特异性使诊断存在一定困难。
1.寄生虫学诊断：常依赖于从血、脑脊液、支气管灌洗液及心、肺活检中分离出虫体。有人报道1例心脏移植受者术后出现发热、白细胞增多及神经系统功能异常，经各种微生物及外周血血清学检查、脑脊液检查均无法确定病原体，最终通过心脏活组织检查证实为弓形虫感染。某些患者血清学检查没有发现弓形虫的特异性抗体，支气管灌洗液经Giemsa、苏木精和曙红染色能很好显示弓形虫滋养体包囊等。但组织学涂片、切片和分离接种的检出率不高。
3．聚合酶链反应（PCR）：对于免疫抑制患者，PCR提供了一个简便易行和相对敏感的检测手段。有人运用PCR扩增弓形虫P30基因来检测心脏移植术后受者心脏活检标本，认为PCR较组织学方法敏感，但不能区别静止期与活动期感染，PCR检测标本易受污染，分析结果需结合临床症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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