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.3 DAF基因表达的调控 Andoh[3]等研究了肿瘤坏死因子-α（TNF）对3种肠道上皮细胞株的DAF基因表达的影响：DAF mRNA的表达是通过Northern印迹而检测的，DAF蛋白表达是通过生物素标记的免疫沉淀反应而分析。结果发现：在HT29、T84和CaCo-2细胞中，TNF-α导致了DAF mRNA和蛋白质表达有显著性加强。信使RNA稳定性研究认为TNF-α以一种转录后机制部分地调节着DAF基因的表达。在人类肠道上皮细胞中，TNF-α充当着DAF mRNA表达强有力的诱导物。Zarkakis[6]等认为DAF在人类滋养层的表达依赖于它们的解剖位置和妊娠时间。这种表达不仅依赖于细胞的分化阶段，并且cAMP是这种进程的细胞内的调节物。这种影响可以通过DAF mRNA的3’-UT区进行调控。Kendall[7]等运用杂交分析和半定量的多聚酶链反应（PCR）技术，证实了神经生长因子（NGF）与DAF mRNA的产生有关。
3 DAF的生理学作用
一系列实验[1，6，8]证实了DAF是一种补体调节蛋白，能保护由于自家补体蛋白沉积于细胞表面而引起的细胞损伤。DAF能预防经典途径或旁路途径中C3和C5转化酶的形成，从而限制了补体级联中的放大步骤。初期DAF的纯化就是根据它能加速经典途径中已形成的C3转化酶和C4b2a衰变的能力。同时发现，当DAF没有影响到C4b或C3b结构的时候，DAF的抑制是可逆的。也有研究者[1]认为DAF不能阻止C2或B结合到细胞上，但它能迅速地从C2a或Bb的结合部位降解C2a和Bb，从而防止了C3转化酶的形成。Kuttner[9]等用结构和功能同源的血清蛋白片段，H因子，建立起了人类DAF的调节部位的模式。据此假设了加速C3转化酶衰变的机制。Shafren[5]等通过结合有DAF的柯萨奇病毒的研究，认为DAF可以作为一个低亲合性的受体，或者可增强病毒的表达，或者给病人提供一个隔离点，用于后来高亲和性的结合物去结合。
4 DAF的临床应用
4.1 在器官移植中应用 超急性排斥反应阻碍了异种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，Pierson[10]及Pascher[11]等运用人类补体活化调节蛋白之一的DAF所产生的转基因猪提供了解决上述难题的一种有前途的途径。
作者简介：周强，1994年 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。现任职于广州医学院医学检验系、临床检验教研室助教，广州医学院附二院检验科临床血液组主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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