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斗牛季节里的一天，勃莱特坐在看台上挥舞着手帕，色色地说，“我的上帝！这男孩多可爱。”于是她在酒馆里抓住那个俊美的斗牛士佩德罗·罗梅罗，与他调情，很快享用了他。可是第二天中午回到酒馆时她并不开心，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。朋友杰克敷衍说，得了吧。那不被了解和信任的感受使她激动起来，“我的上帝！”勃莱特说，“女人吃的苦头好多啊。”
这个看上去很像锋菲恋的故事，是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中的一段儿。勃莱特的这种苦恼在之川的“口述实录”《天亮以后说分手》中得到了回响，书中的受访女性都有过一夜情的经历，尽管有些女人承认自己贪欢并且快乐，但更多的女人倾诉说，上陌生人的床就像人生的堕落，为此经历而感到疲倦、迷惘，难以承受自己生活的复杂。就一本商业图书来说，它是否刻意突出了女性的悔恨，如美国低俗新闻大亨赫斯特所做的那样，“为低俗的内容冠以具备道德感的藉口”，也许难以最终判定。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，重点是，它让人们更明确地认识到，一个在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，现在迫近到了都市年轻女性的面前：要是固定男友太过熟悉，已经难以刺激她们的感官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
对此，李银河博士强调，社会压力仍然对那些最时髦的女性产生着影响。她以乡村的保守生活与城市的开放生活作对比说：“熟人社会制约开放的性关系，陌生人社会就恰恰相反。”从理论上说，受制于环境就谈不上自主，但是谁能脱离开环境呢。在酒吧相识，然后激情一夜，或者更没情调一点儿，在网络上约定要做的游戏，都属于最典型的陌生人社会行为，应该没有被监督之感。但是在之川写到的大多数女性的意识里，被监督感却一直存在着。监督她们的是无形的力量：对丈夫或男友的负疚感，以及自己的“好女人”和“坏女人”概念。欧阳雪的情况则有点儿特殊，她的传统道德观念并不强，但是后悔自己预支了生命，经历得太多太快，什么都变得没意思了。她1980年代出生，13岁开始谈恋爱，16岁有性经验，18岁想嫁人，然后不停地亲近男人，“现在才22岁，觉得自己已经像个老人。”实际上，与快乐的同龄美国女孩相比，她的人生节奏并不算快，但是跟身边的人比就有点儿超前，这让她很不舒服，好像提前混到了中年妇女的资历。她那一章的标题是，“也许，被放纵的还有悲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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